前沿 | 国际翻译理论的政治化新趋势
翻译研究，在国际学界日新月异，理论层出不穷。本文向国内翻译学界介绍了国际同行的最新思路和动态。
报纸原文：《国际翻译理论呈现政治化新趋势》
作者：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钟 勇、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李莹
翻译研究，在国际学界属于一个不断完善、飞速变化的学科，在国内更是一个规模宏大、参与学者众多的学科。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外翻译研究学界仍存在着隔阂，交流不畅，甚至彼此不知所云。为此，基于笔者之一近期在西安交大、四川大学、湖北大学、长江大学同名讲座核心内容(其中讲座之一实况录像：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f7c7d20102xsvz.html)，我们撰写了这篇文章，向国内翻译学界介绍国际同行的最新思路和动态。考虑到英国翻译理论家莫纳·贝克颇具影响力并和国内学界关系密切，我们把重点放在她所代表的学派及其基本学说，希望有助于学界加深对她所代表的翻译研究流派的认识。
翻译理论的后功能时代
按照奈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说法，翻译理论可分为四个流派，即文字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笔者认为，这四个学派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四个历时性标志。随着现代社会进入2.0网络时代、数字时代、多媒体时代，当初追求的文字对等、语言对等和后来出现的功能对等，其发展已经越过高峰，日渐式微。就连传统的文本基准翻译，也随着人工智能翻译的出现即将走入穷途。与经典理论争鸣、并且日益强大的新理论层出不穷。由于篇幅关系，笔者着重对其中主要枝节之一进行探讨。
赖斯于上世纪中后期推出的功能理论，强调的是基于三种或四种主要文本之文体和功能分析的翻译操作。到了后功能时代，功能之间的界限彻底垮塌，翻译成为单个、独立的项目，各自可有独特的操作方式、翻译理论和实践路径，钟勇称之为方案翻译法或者方案评估法。在这标准不再、界限崩溃、功能多样化的大背景下，贝克的社会干涉性翻译理论可说是自成一体，虽然争议和批评滚滚，但仍能获得学界，包括其质疑者、批评者的普遍尊重。她在2016年当选“年度国际语言学家”，可视作同仁对她学术贡献的肯定。
从大约2000年起，尽管她的基于动态对等理论的早年作品《换言之》继续被部分课程视做教科书或参考书，贝克本人的翻译思考却已经远离语言学、文本、技能、转换、准确等翻译理论常常关注的议题，而更多地关注文明冲突、霸权以及对抗、边缘社群公平、社会干涉等敏感话题。2002年前后，即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并在阿拉伯世界积极开展反恐军事行动期间——这个大环境不可忽视，她首次推出翻译加冲突、翻译加叙事和行动主义加翻译的说法，提倡翻译可以并且必须积极参与社会冲突和政治运动。2016年，她又拿到了英国国家学术委员会颁发的一笔金额创记录的研究经费，开展一项名为翻译加知识谱系(translation and genealogy of knowledge)的项目。
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社会化、政治化
上面提到的几种翻译新思路，出笼之初，很不被人认同，或者批她过度政治化，或者直言看不出她的学说与职业翻译实践有何关系。其中，若要论及与传统和经典翻译理论出入最大者，当属行动主义加翻译。准确、忠实本是翻译的基石，因此，翻译常常被喻为影子、工具或者钟述孔所谓的螺丝钉等。但贝克主张的恰恰是翻译要主宰自身及其职业和工作，且利用这种控制力进行并推动自认为是正当的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
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说法后来还是被广泛接受，或者起码是选择性、保留性的接受。接受者甚至包括当初的怀疑者和批评者。我国现在推行的中国好故事工程，提倡翻译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把故事讲得能让外国人愿意听、乐于听，并且听得明白。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出现一些优秀作品。这些外宣翻译的新思路新做法，若隐若现地闪现着贝克关于翻译加叙事的思想火花。
在国际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日趋政治化的，也远非贝克一人。比如，万努狄也提倡在不同的翻译风格(如异化或者同化)之间作出选择，并将之运用于反抗西方霸权或者主流文化。斯皮瓦格同样关心怎样通过翻译为非洲或者所谓的“贱民”发出声音。笔者也不例外，通过重读严复翻译案例和研究袁天鹏所代表的新生代翻译的社会实践，探讨如何用翻译进行制度设计并推动社会进步。贝克近期开展的翻译加知识谱系研究方面，笔者（钟勇）亦有涉足，并发表了实证个案研究报告《翻译创造新智慧》（Translate Live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表面上看，贝克当下关心的翻译加知识谱系，貌似多了几分温和，少了冲突、抵抗、颠覆等饱含冲击力的字眼。其实不然，细思之下，贝克现在的追求，很有几分当年欧洲结构主义和批评理论学者的影子。语言不是人说的，而是说人的——雅坎的这个说法让世人认识到语言对思想的决定性规划和限制。福柯研究知识考古学，提出类似知识里面出政权的说法，这让世人深刻认识到知识在人性和人本塑造中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贝克一脉相承，她研究的翻译加知识谱系，关注的是知识在翻译传播过程产生的变异、增量、增值等。如果说她曾经热衷于通过个体翻译行为抵抗并颠覆强权或者霸权，那么她现在探讨的是怎样通过翻译影响受众的知识结构并由此间接地推动社会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仍然在追求行动主义，仍然在追求干预社会并推动其发展。只不过，如今她追求的是一条重塑知识的路径。这条路径虽然貌似温和，但同样具备破坏力和颠覆力。
寻找新的研究切入点
按常理，无论什么学说，最终都是一种学说，并且凡学说都有其弱点。这个常理尤其适用于走在学界前面、未经反复证实或者证伪的学说。贝克的上述几种学说，在笔者看来，不免也有弱点，甚至是致命的弱点。以翻译加行动主义为例，她的假设、出发点甚至结论都有其道理，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意义。但是，她在论证过程并未建立起有效的证据链。她津津乐道常挂于嘴边的颠覆者、捣乱者、破坏者甚至恐怖嫌疑犯或者同谋，都很难成为可靠案例或者证据，以支持她的前沿理论，帮助她的理论为现代文明社会及其大众所接受。
本文介绍国际翻译研究的走势，着重点是以贝克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化翻译思潮。这样做，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说明国际同行及其研究日新月异，理论层出不穷。现在讲究国际接轨，国内学界对新理论新动向和走势应该有所了解。全盘接受之，固然不当，也不可能；但对其充耳不闻，亦非明智之举。其二，对国际学术走势及其最新动态有所了解并知其所以然，有助于我们定位、设计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甚至有助于我们找到切入点。我们当初对贝克的翻译加行动主义亦无好感。但通过阅读和思考，我们体会到其中的智慧和远见，并且也捕捉到其弱点，也就是上述的证据链问题。看到其弱点，等于给自己找到新的研究切入点。后来，我们发力研究另类翻译实践，做出了严复和袁天鹏等真实个案，证实行动翻译切实可行。由此，我们既为贝克的翻译加行动主义学说补上了可靠、可信的证据，又推出了自己的学术创新，包括建立新的、被命名为活翻译的翻译口译新模式。（［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研究中心、陕西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文化自信与政府话语体系转换模式及其传播研究”（12016ZB026B026）的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9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