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古脊椎所学生翻译出版科普读物《演化》和《化石》
从2016年春天到2017年初，中科院古脊椎所的一个学生翻译小组，先后出版了两本科普读物《演化》和《化石》。这是番号为“大头大脑”的小团队在两年里，除了科研之外，干得最热火朝天的一件事。这是他们作为“菜鸟”级翻译选手接受的最初挑战，即为了向经典科普作品致敬，也为让更多读者了解古生物学这门古老的学科。
从《演化》到《化石》
骨骼，对于古生物学者，或许意味着一切！十年前，由法国生物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和自由摄影师帕特里克·格里斯合作出版的一本通过现生动物骨骼讲述生物演化历史的科普读物《演化》，在法国一经出版，就收获了无数的赞誉。
来自于7家不同博物馆（主要是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两百多个标本，在半年内被修复、组装或重装、拆除金属支架。帕特里克把它们置于黑色背景前，让骷髅呈现出雕塑的感觉。最终，那一幅幅充满了极简主义风格的黑白照片，让从事古生物研究的专业人士都惊叹于它所传达出的动物骨骼最迷人和优雅的一面。也迫使读者重新去思考，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界限。
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这本书到了中国古动物馆社教部主管邢路达的手上。巧合的是，邢路达的本科第一专业正是法语。除了摄影作品本身带来的震撼，文字的风格也让他找到了一点熟悉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对国内读者而言，可能是陌生的。
“长久以来，法国都给我们一种浪漫而充满激情的印象。但是，法国也是历史上理性思潮的重要策源地。从这本书的写作中，我们看到它的文字非常简洁、直白，但又不失严谨，强调逻辑。读者无需纠结于各种词汇，而是直达作者的想法。它不讨好读者，却能给读者一种舒适感。”邢路达说，最终应允翻译这本书，也是因为它和目前国内的许多科普作品的写作风格非常不同。
由于出版时间紧迫，译者由一人变成了三人，新加入的胡晗和王维都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在读博士，彼此本就是无话不说的老友。
他们近乎疯狂地，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作品的翻译工作。去年春天，本书正式出版，立刻成为了艺术、科普领域的一股清流。
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也培养了默契，三人翻译小组就算正式成立了。他们翻译的第二本书是由著名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提撰写的古生物学入门综合指南——《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首版于1984年问世，第五版中译本在今年年初上市。
“翻译科普作品，必须保证内容的绝对准确、严谨。那么，译者就仅仅作为一个转述者，思维、表达都要求尽可能与作者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让读者与作者直接交流的效果。”相对于科研中的原创工作，这不是件让人爽快的事。
热爱文学的胡晗会拿村上村树激励自己。“为什么职业作家仍要坚持翻译这项工作？相比于原创，它没那么烧脑，同时又会锻炼你的文字、你的逻辑，快速学习优秀作品的写作。”
像做科研那样做翻译
作为科普翻译界的“菜鸟”，三人小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迫症外加完美主义的持续性发作，这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
其实《化石》早在2014年就到了邢路达手上，但到最终完稿花费了近两年时间。这本书不仅内容专业，而且涉猎面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化石和古生物学研究相关的所有学科领域。要完成一本近似教科书级别的科普图书的翻译工作，对于还处于学习阶段的小组成员来说绝非易事。
所以，邢路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化石》，改去阅读所有古生物地史类教科书。
“同一个单词，出现在矿物学和沉积学中，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不阅读各自领域的教材，你绝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区别。同时，学习前人是如何翻译的，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准备工作”。
让小组几近崩溃的是，《化石》中出现了100多个古生物学领域的拉丁名。要知道，这些名称动辄出现在几百年前的文献中，此前没有中译名。为了找到词源，并尽可能准确地翻译，他们参考了大量古生物学词典及相关的研究文献。遗憾的是，唯独留下了一个疑源类，陆续查找了一个月，还是没能找到对应的译名，最后只得音译。
事实上，他们并不确定读者是否真的在意这些古生物名词到底叫什么，甚至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可能打开这本书。
“一本真正出色的科普作品就像一座好的博物馆，能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去参观、学习，他们能有不同的收获。”
王维是团队里的“小达尔文”，自小热爱博物学，他的科学启蒙很多来自科普图书。“孩子们第一次看到的词汇，会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每一个名字都很重要”，这种朴素的想法影响他至今。如果是专业人士，内容更应该经得起他们的检验。
因此，三人小组自觉地拿出做科研时的严苛态度。
体现在《演化》中，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原文以外，译者做了大量译注。只要文中涉及科学性内容，他们就会查阅所有相关的研究历史，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从而对部分概念、数据等进行更新与说明。初出茅庐的他们甚至还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跟法国出版社纠错死磕。此外，考虑到前人翻译的习惯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他们还对一些名词进行了使用说明，以便大家能在同一套用词体系中交流。
种种做法给翻译本身带来了大量额外的工作量，可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一份“作品”。更何况，自认为“变态”的工作方式也让他们的知识量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扩充，这绝对是意外的收获。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得到了前辈的倾心帮助，比如《化石》的审校、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王原提供了多半的译者注，以及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