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动辄卖出天价的诗歌集，见证了英诗汉译的演进史
近年来中国出版界刮起一股“鲁拜集”旋风。这部传奇的波斯四行诗集在我国有郭沫若译本《鲁拜集》、黄杲炘译本《柔巴依集》、《怒湃译草》和《莪默绝句集》等多种译名并存。
近年来中国出版界刮起一股“鲁拜集”旋风，各种形式的翻译或带有不同插画家配图的版本相继出现。去年海豚出版社制作的复刻限量版本售价高达上千元，这一《鲁拜集》再现了配有美国插画家伊莱休·维德在1884年手绘石版画插图的稀有版本，其中编号004的一本更是在孔夫子网上拍出了五千多元。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书在我国有包括郭沫若先生的《鲁拜集》（以下简称郭译）、黄杲炘先生的《柔巴依集》（以下简称黄译）、《怒湃译草》和《莪默绝句集》等多种译名并存。
近日，我国著名翻译家、八十一岁高龄的黄杲炘老师在长宁图书馆讲述了他自己与《柔巴依集》说不尽的故事。
1859年出版业奇迹
这部书的传奇故事从1859年英译本首版问世开始，最初由英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自费印制250册（以下简称菲译），我国大部分译者所参照的底本也正是由他翻译的英译本。可惜问世之初遭到冷遇，竟沦落到书店门外的廉价书箱里。这个年份被大家熟知实际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英语世界首版引起轰动，而两书对后世的极大影响使得这一年成为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真正改变这本小书命运的是凯尔特学者惠特利斯·托克斯（Whitley Stokes）,他在1861年偶然发现后告诉了画家诗人罗塞蒂（D.G. Rossetti）,遂开始在文化名流圈内互相传阅。随着人们对于这部诗集的热捧，译者菲茨杰拉德对译作也不断进行臻善，并将内容固定为101首诗作，他生前一共有四个译本出版，后人根据他的笔记又在其身后整理出第五版。到1928年在美国重版时，此书的市价已经是首版的五千倍，令人咋舌。
究竟是什么样的诗歌集让当时的西方人趋之若鹜呢？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说就是波斯四行诗，Ruba'i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四”，译为“柔巴依”比“鲁拜”更接近原始发音，因为这是一个三音节词汇，同时更准确传达了在波斯语中为Roba'i的发音。作者欧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生前以数学家、天文学家等身份受到世人敬仰，现在学界普遍认为他的波斯四行诗成就最高，拓宽了四行诗的思想境界。在他之前的四行诗多是情诗表达男欢女爱或宗教情怀，在他的四行诗内容中涉及到宇宙奥秘、人生哲理，又抨击世间不公和宗教伪善。
该书作为维多利亚时期风靡一时的读物，是因为当时思潮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上流社会人群的旧有宗教信仰动摇而导致及时行乐的思想占了上风。作者海亚姆的这些哲理诗颇受欢迎，正如我国波斯文学研究专家穆宏燕所概括的：由于海亚姆四行诗的思想内容更多秉承了具有古希腊哲学特征的伊斯兰理性主义哲学，而游离于伊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精神之外。没有皈依只有质疑，追问与享受短暂人生的海亚姆四行诗契合了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也契合了没有宗教皈依色彩的中国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这些短诗的内容满足了人们对东方生活的好奇和向往，诗歌中东方特有一、二、四行押韵方式也是英诗中没有的独特韵律，大大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随即大量插画家和版画家有了极大兴趣和创作想象空间，该书的插图版本相当丰富堪称出版业的数量之最。由英国装帧艺术家罗勃·谢泼德先生撰写的《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专门梳理了该书在欧洲装帧艺术史中的显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柔巴依集》至少有54种语言的140种译文先后出现，单就英译本数量就高达70种。
“门外汉”偶译柔巴依
黄杲炘老师谦称自己在翻译此书时完全是个“门外汉”，纯粹是工作之余的一项爱好，甚至没有想到日后会有机会出版、乃至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翻译的缘起是在“文革”中无书可读，偶尔借阅到的英文原版诗歌集中恰好有菲译的第一和第四版，因为被这些有趣的四行小诗吸引而开始了为自己找乐子的翻译工作。
也正是历史中有这样一段信息闭塞的时光，才阴差阳错地有了黄译本《柔巴依集》叫板郭译本《鲁拜集》的中国翻译史奇观。当时黄老师每日在上班前背诵一首，在工作闲暇时自己就反复琢磨字句的翻译，又因四行诗便于随身夹带也无人知晓他的这个小秘密。在这期间某日报纸上刊登了有关波斯文化的介绍时提及了郭译《鲁拜集》，他才意识到自己翻译的小诗有可能是早有前人翻译过的。他下班后匆匆忙忙赶去上海静安区图书馆借阅此书，才最终让《鲁拜集》和《柔巴依集》正面相遇。一直到1982年向上海译文投稿出版《柔巴依集》为止，他本人对于这本菲译版在英语文学出版界的名望地位还是懵懵懂懂。但该书有幸由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专家方平编辑出版，并邀请黄老师到上海译文担任编译工作，这让黄老师从此走上职业翻译的道路。之后又因台湾著名诗人莫渝访问上海译文出版社，通过他在台发表的文章《<鲁拜集>一甲子翻译史》才算真正搞清楚这本书在投胎转世到中国后的漫长历程和在台湾地区的翻译状况。
大家并不知晓的另一个细节是“柔巴依”其实是维吾尔语中一种源自波斯Roba'i的传统格律诗的汉译名称，并且这种创作形式沿用至今。根据黄老师回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我国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在1984年读过黄译本《柔巴依集》后来信说自己曾读过另一版本。原来王蒙先生七十年代曾在新疆自学维吾尔语，并读过乌孜别克文《柔巴依》手抄本，但“我读的乌孜别克本与英文本几乎无法对照”， 同时诗作格律之严格与比喻之奇特令他称赞叫绝。值得注意的是乌孜别克文属阿尔泰语系而波斯文属印欧语系，通过比较王蒙对三首乌文柔巴依的汉译和张鸿年先生自波斯原文译出的内容，竟可发现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一巧合的发现，恰好证明早在汉译本之前哈亚姆的柔巴依已通过乌文进入我国，只是中译本出现时未能与之对应起来。这也是将诗集译为《柔巴依集》能恢复其真身的又一佐证。
《柔巴依集》的问世，是黄杲炘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完全不知晓任何前人译作和原作文学地位之时，囿于穷极无聊的岁月里完成的杰作。关于这段奇缘，他也依照柔巴依的格律体写就了一首诗抒发感慨：
无花无果的院子里，一间陋屋；
昏黄灯光下，几本借来的旧书；
从中，传来了远方诱人的歌声——
啊，柔巴依，引我走出一条路。
见证英诗汉译演进史
一部短小的《柔巴依集》的多个翻译版本连缀在一起，是一部我国自西学东渐以来诗歌翻译理论摸索演进的历史。这其中黄杲炘老师走出了关键一步，将英诗翻译尤其是格律诗汉译之法提升到新的理论境地。
《柔巴依集》首次出现于汉语世界里已是菲译本问世后整整一甲子，胡适先生最早用白话体翻译并发表于1919年4月的《新青年》上，一首他称为“绝句”的《希望》正是从菲译本中来，之后又收录于《尝试集》。胡适的白话自由诗译法的出现，标志着自严复开启以传统诗形式翻译的方法被打破，适之先生所称“绝句”恰恰是一种打破传统绝句的新诗体，诗歌翻译走出抠字数之牢笼。而至1922年郭沫若先生的《鲁拜集》出，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第一部完整译出，同时也是第一本以新诗形式译出的诗集。当时的文坛汉译的开拓者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底使得他们能继续沿用传统文言绝句形式翻译，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开始转向用白话自由诗的形式。正如徐志摩在实践中已摸索到：“旧诗格所不能表现的意致的声调，现在还在草创时期的新诗即使不能满意，至少可以约略地传达。”
新诗出现之后便有了写新格律诗的要求，翻译者们很快注意到白话诗的建行单位不是字而是音组或顿，遂将受西洋格律诗“音步”启发而创建的这种建行单位用于译诗，这种被称为“以顿代步”的方式集大成者是卞之琳先生，他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莎士比亚以此法进行实践，有意用含有五音组或顿的汉语诗行反映原作的五音部。但这一翻译手法在孙毓堂的《鲁拜集》翻译中已初见端倪，孙氏译本出现距离自由体翻译草创阶段仅仅过去十余年。
黄杲炘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再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兼顾诗行顿数与字数”的译法，简称“三顾法”。这再次证明现代汉语的巨大潜力，可以在形式和内容两方向上英诗原作逼近，让格律与内容两者并行不悖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这一方式的实践最初即是在《柔巴依集》后又用英诗源头《坎特伯雷故事》进行验证。这样的译诗最大程度上反映原作格律，把按音步建行的各种格律诗区分清楚，从最初挣脱字数限制的旧法到最终的各方兼顾，诗歌翻译的理论走过一条迂回之路。
最后有一个大胆预言：当全新的翻译方法出现时，《柔巴依集》仍是最好的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