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们想知道中国的现在”（治学者）)
　　
　　11月26日，第八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在北京揭晓。对于奖项的组委会主席和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活动。就在10月10日，董强当选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外籍终身通讯院士，成为200年来该学院首位华人通讯院士。
　　
　　消息公布后，接连不断的采访打破了董强原本清净的翻译和教学生活。但当记者在北大见到董强时，略显疲惫的他仍透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和兴奋，尤其是谈到法语和翻译时。多年“两脚踏中法文化，一心翻人文经典”，董强深深体会到当今世界翻译、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译著是中外对话的基础，摆事实才能讲道理
　　
　　“译著是两边对话的基础，摆事实才能讲道理，事实就得从翻译开始，否则语言永远是屏障。”董强说。上世纪80年代，董强在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学习，经历了人文社科界的翻译热潮。海量的西方思想通过翻译走入国门，董强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由此对法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兴趣。“法国是一个注重语言和思想的国家，就像一张纸的正面和背面。读了很多经典后，我感到我们民族的思想精髓也要让法国人了解。”
　　
　　于是，董强开始翻译《论语》，他希望法国人能了解中国文化基因里一些根本性的东西。“除了文言文层面的技术难度，更难的是怎么让有文化隔膜的法国人接受道德、仁义等概念。翻译绝不是两种语言间简单的词汇转换，翻译者必须仔细研究翻译内容领域的理论体系和核心概念。”董强说。
　　
　　董强曾多次为博士生和年轻讲师们的译作写序。他发现，年轻人已经成为翻译的重要力量，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文学养还不够，甚至连基本概念还没弄清：“这是需要改进的，一旦基本概念搞错，后续的所有论证都站不住脚，你传播的观点就不是作者原意了。翻译之前，需要读很多法国人文社科翻译经典，还得找出对应的原文读，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翻译观。这样，翻译一本当代学者的著作才有底气，因为他所依赖的思想脉络你都清楚。”
　　
　　在董强看来，当前两国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最需要翻译两类作品：一是学科经典和基础著作，二是反映时代和当今现实的作品。“比如哲学，中国要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西方得翻译老子和孔子，这是文化的源泉。还有就是当今最新的理论和观点，比如‘一带一路’讲的是什么，得让西方人知道。”
　　
　　董强曾译过法国文化部原部长雅克·朗格所著的《新卢浮宫之战》，讲的是法国政府从国家文化政策角度，把卢浮宫建成世界最大博物馆的过程，其中有很多政府部门间相互博弈的案例。“书里的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有朋友告诉我国内很多博物馆馆长都读过这本书，我很欣慰”。
　　
　　董强还是法国当代诗歌的爱好者，他特别痴迷于法语诗歌的音律和节奏，认为通过诗歌可以领略法语的精髓。“但回到中国后，我在诗歌翻译方面涉足不多，因为我觉得有更为迫切的其他书籍需要翻译。”董强说。
　　
　　翻译者在学科上融通，境界会不同
　　
　　同样让董强牵挂的还有翻译人才的培养。“法国有非常专业的翻译学校，但并没有培养出大翻译家，中国的情况也类似。学生学语言就像学一门技能，毕业后大多从事口译和同声传译，没多少人投身于翻译人文社科书籍。”
　　
　　2001年，董强结束12年的旅法生活，回到北大法语系任教。一方面，他坚持给本科生开最初级的法文基础和口译课程。另一方面给博士生教授法国当代思潮研究，让学生通过原文精读法国最新的人文社科成果。“翻译本就不是单独的职业。鼓励学生研究、传播文化的前提，是他们走向社会首先要有一门生存技能。”
　　
　　在董强看来，人文社科的翻译者要加强学科和知识跨界，建立大格局：“中国有句古话叫功夫在诗外，法语就像一座桥，让我可以与各种学科都有所关联。兴趣越广泛，了解的知识越多，在跨界的情况下就越容易取得成果。”
　　
　　北大多年前就开始实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改革，董强也参与其中。文史哲各个学院的名师教授打破学科界限，提炼出13门综合性课程，北大学生在本科阶段都可以选课。“我要求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去听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课，这是北大一以贯之的传统，而不是纯粹把语言当工具。等到各门类知识都融通后，再翻译就会发现视野和境界完全不一样了。”
　　
　　对于当今高校里学习人文社科的学子，董强建议：“学人文别太功利，珍惜校园时光，毕业后会发现把一天用来学习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另外要有意识多学一门外语，这就多了一条路径和可能性。”
　　
　　用更活泼的方式，让经得起推敲的经典走出去
　　
　　10多年来，董强频繁参加中法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过去法国人观察中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非常小的汉学家群体，研究着极其深奥的学问，比如中国宗教、古文字。另一个是法国民间，很多人把中国文化等同于筷子、旗袍和龙的符号。”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壮大，如今法国对中国的了解与过去已大不一样：“现在很多法国人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现在。他们主流的媒体报道、学术会议研讨的内容都跟这些有关，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受欢迎。”
　　
　　这种变化也得益于中法文化交流渠道的逐渐多元。“刚到法国时，巴黎街头很少有中国元素。我跟朋友合伙办的出版社也只能出版一些中国作家的小众作品。而现在，不仅有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等在法国办展览、做活动，邀请来自中国的学者、作家讲述中国故事，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也总能在书店里找到关于中国的书籍，出版社也在不停引进中国图书。”
　　
　　董强认为，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化，要推广核心内容，形式上要足够活泼，能让当地人消除隔阂，产生亲切感。“我看到法国一些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内容非常吃惊，比如教打麻将。对于法国人到底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什么内容，很多人还没吃透，更别谈明确的教学规划和长期的课程体系。”
　　
　　在董强看来，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那些经得起推敲的经典。“比如中国的传统书法和绘画，法国人非常喜欢，所有相关的大型展览都是人山人海，因为这跟他们的文化传统不一样。苏东坡笔下的一笔一画，不仅仅是蘸着墨水写出来的象形文字，他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质都在里面，这种体验对西方人来说很新鲜。法国社会有接受的基础，中国文化的品牌效应也很强大，两者对接一定有市场。”
　　
　　此外，传播形式的革新也很重要。作为一名书法家和策展人，董强经常在法国举办展览，对展览的布置和陈列有自己的心得：“举个例子说，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精品。如果让我来策展，在展出原作的同时，我会配上一些多媒体手段，把原图做成动画配合播放，让古画在展厅里动起来。再拍一些当今长江沿线城市的居民生活，告诉法国观众当代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让法国观众对中国有纵深的了解。”
　　
　　作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董强以后将经常参加学院的学术会议和文化活动，他期待建立一个能为中法交流提供支持的民间智库。“这是一个大平台，如果可以建立起中法两边知名学者专家的长期交流渠道，让他们充分发挥才智，中法交流之路会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