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大咖"聚焦翻译立场:贴近原文还是靠近读者
“翻译对文学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知道其他语言的作家在想什么、写什么。”昨天下午，诺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的一席话拉开了2014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大幕。十余位国际文坛“大咖”齐聚科学会堂，主论坛“文学与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成了一场妙语迭出的意见交锋，而大家讨论的焦点是：怎样的翻译更好，是贴近原文，还是靠近读者？跨越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翻译到底应站在什么立场？
译文必须首先忠实于原著
奈保尔携妻子率先亮相，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他说，自己读了不少国外译作，都是通过翻译的文字来想象原文的魅力，就好像音乐需要通过演奏者才能将韵律和寓意传达给听众。妻子纳迪娜补充说，奈保尔对翻译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当译文掌握了合适的节奏、抓住了作者的声音，他才会认可。
不同于绘画、摄影等直观的艺术，文学非常民族化，而翻译是跨越语言鸿沟的唯一桥梁。这座桥梁分别落脚两处，更倾斜向哪一方，是译者共同面临的问题。作为曾翻译过《罗兰之歌》、《蒙田随笔全集》等著作的资深法语翻译家，马振骋指出，译者们对翻译的标准时有争论，“有人会说这个翻译太实了，那个文采好”。但是他认为，“信”是翻译的第一要义，译文必须首先忠实于原著，再谈文字“美丽”与否。“一定要放下姿态，因为翻译不是表现自己，而是表现作者。”
作家叶兆言也同意翻译须更尊重原文。他说，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是翻译面临的一个绕不开的障碍，有时宁可加上注释，也要尽量保留原作的本来面貌。“比如同样形容安静，英文会说‘像一只猫走过’，而中文喜欢说‘一根针掉在地上’。但如果我们在英国文学的译文中看到‘一根针掉在地上似的安静’，就会觉得很突兀。”
译者不只是“语言搬运工”
叶兆言话音刚落，法国翻译家帕斯卡尔·德尔佩什就表达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我只做过一次注释，以后再也没有那样做。”她认为，不加注释的方式难免会丢失原作的一些层次、一些细节，这不可避免，但是与打断读者流畅的阅读相比，“有的东西让它丢失好了”。在德尔佩什看来，译者当然希望百分之百地传达作者的原意，但这并不可能，遗漏在所难免。在翻译这个语言和文化的共同“转码”过程中，用更接近读者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原著的意图，传递出文化的差异，也是翻译者应尽的责任。
“在不同的语言里，书籍就获得了不同的面目。每一种译文的文本，都是原作的一个侧面，我觉得不忠实于原文也完全可以接受。”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从后现代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一部作品的“真实面目”不可窥见，因此翻译也没有“忠实”与否可言。他还打趣地说，自己写作时不会考虑他国读者，甚至会尽量多地加入“难以翻译”的本土化内容。“既然如此，那翻译者就必须首先为读者考虑。”
《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译者戴从容也认为，译者不应只做一名“兢兢业业的语言搬运工”。尤其在翻译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时，原原本本地转述内容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译者必须在理解原著的前提下，用自己的语言体现作者的表达方式。
译文必须首先忠实于原著
奈保尔携妻子率先亮相，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他说，自己读了不少国外译作，都是通过翻译的文字来想象原文的魅力，就好像音乐需要通过演奏者才能将韵律和寓意传达给听众。妻子纳迪娜补充说，奈保尔对翻译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当译文掌握了合适的节奏、抓住了作者的声音，他才会认可。
不同于绘画、摄影等直观的艺术，文学非常民族化，而翻译是跨越语言鸿沟的唯一桥梁。这座桥梁分别落脚两处，更倾斜向哪一方，是译者共同面临的问题。作为曾翻译过《罗兰之歌》、《蒙田随笔全集》等著作的资深法语翻译家，马振骋指出，译者们对翻译的标准时有争论，“有人会说这个翻译太实了，那个文采好”。但是他认为，“信”是翻译的第一要义，译文必须首先忠实于原著，再谈文字“美丽”与否。“一定要放下姿态，因为翻译不是表现自己，而是表现作者。”
作家叶兆言也同意翻译须更尊重原文。他说，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是翻译面临的一个绕不开的障碍，有时宁可加上注释，也要尽量保留原作的本来面貌。“比如同样形容安静，英文会说‘像一只猫走过’，而中文喜欢说‘一根针掉在地上’。但如果我们在英国文学的译文中看到‘一根针掉在地上似的安静’，就会觉得很突兀。”
译者不只是“语言搬运工”
叶兆言话音刚落，法国翻译家帕斯卡尔·德尔佩什就表达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我只做过一次注释，以后再也没有那样做。”她认为，不加注释的方式难免会丢失原作的一些层次、一些细节，这不可避免，但是与打断读者流畅的阅读相比，“有的东西让它丢失好了”。在德尔佩什看来，译者当然希望百分之百地传达作者的原意，但这并不可能，遗漏在所难免。在翻译这个语言和文化的共同“转码”过程中，用更接近读者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原著的意图，传递出文化的差异，也是翻译者应尽的责任。
“在不同的语言里，书籍就获得了不同的面目。每一种译文的文本，都是原作的一个侧面，我觉得不忠实于原文也完全可以接受。”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从后现代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一部作品的“真实面目”不可窥见，因此翻译也没有“忠实”与否可言。他还打趣地说，自己写作时不会考虑他国读者，甚至会尽量多地加入“难以翻译”的本土化内容。“既然如此，那翻译者就必须首先为读者考虑。”
《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译者戴从容也认为，译者不应只做一名“兢兢业业的语言搬运工”。尤其在翻译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时，原原本本地转述内容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译者必须在理解原著的前提下，用自己的语言体现作者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