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奈达（Eugene Nida）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以“动态对等”翻译理论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当代翻译理论之父”。他1914年生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市，1936年毕业于洛杉矶加州大学，1939年于南加州大学以希腊语《圣经新约》的研究获得硕士学位，1943年于密歇根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接着长期在美国圣经学会（ABS）翻译部担任执行秘书，1984年退休后任顾问。奈达还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1968年任美国语言学会(LSA)会长。他2011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逝世,享年97岁。

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尤金•奈达(1914－2011)

　　奈达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他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奈达根据翻译的本质，于1964年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翻译理论。1969年，他将“动态对等”换成“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认为翻译意味着交流，取决于听或看译文的人能了解到什么。按照他的观点，判断译文的优劣不能停留在对应的词义、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的对比上，重要的是接触译文的人有哪种程度的正确理解；因此，谈“功能对等”最根本的是必须比较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原文和译文的。奈达强调，“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原文的信息。”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和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他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原文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人们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他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学阶段和符号学阶段。他的理论本质也从当初的描述性转变成规约性。
 
　　作为语言学翻译理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奈达率先把信息论、符号学和诠释学引进了翻译理论，还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这不仅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使得翻译学的跨学科桥梁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介绍得最早、最多，影响也最大。尤其是奈达提出的开放式翻译理论原则，打破了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的标准，得到了广大中国翻译理论家及翻译工作者的接受。30余年来，奈达及其翻译理论在中国一直是翻译界的热门话题。

　　奈达一生到过近百个国家，在一百多所大学作过讲座，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就有13次之多。

　　奈达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他单独或合作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250余篇；另外，他还有13本专供《圣经》译者使用的参考书。他的第一本专著是1946年出版的《<圣经>翻译》（Bible Translating），最有影响的是1964年出版的《翻译的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其次要数1969年与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奈达的丰硕学术成果，是与他兢兢业业、不断探索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分不开的。

　　奈达青少年时就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并且在教堂里接受“基督为我的救世主”的召唤。但他是一个将学术和宗教严格分开的人；他从不在学术场合谈论和学术无关的议题。翻译理论家叶子南教授在2011年第5期《中国翻译》上撰文悼念奈达时特地提到此事。由于奈达在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逝世时，美英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每日电讯报》等都作了报道，并对他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今年值奈达博士一百周年诞辰，谨以这篇短文纪念这位杰出的学术大师。（作者：黄宏达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